飞机起飞了，我侧脸看着右边的女人，发现她竟是有些面熟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在我那作家母亲的书架上见过一本名叫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的旧书，书中卓娅的照片和我右边这位女邻座有几分相像。栗色头发，椭圆下巴，两只神情坚定的眼睛距离有点偏近。卓娅是我母亲那一代人心中的英雄，对我这种出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人，她则太过遥远。当年我凝望她的照片，更多注意的是她的头发。尽管她是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，可从时尚的角度看，她一头极短的卷发倒像是能够引领先锋潮流。那时我喜欢她的发型，才顺便记住了她。现在我不想把飞机上我这位女邻座叫成卓娅，我给她编了个名字叫做伊琳娜。俄罗斯人有叫这个名字的吗?我不在乎。我只是觉得我的邻座很适合这几个字的发音：伊琳娜。她的绾在脑后的发髻，她那有点收缩的肩膀，她的长度过于保守的格子裙，她的两只对于女人来说偏大了点的骨关节泛红的白净的手，她那微微眯住的深棕色的眼睛和颤动的眼皮，那平静地等待回家的神情，都更像伊琳娜而不是卓娅。有广播响起来，告知乘客这架飞机飞行时间是九小时左右，将于明晨到达哈巴罗夫斯克。飞机十分钟之后为大家提供一份晚餐，而酒和其他食品则是收费供应。

　　我草草吃过半凉不热的晚饭，三片酸黄瓜、几个羊肉丸子和油腻的罗宋汤。我得闭眼睡一会儿。哈巴罗夫斯克不是我最后的目的地，我还得从那儿再坐一夜火车。一想起这些就觉得真累。人们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呢?

　　当我睁开眼时，我发现这机舱起了些变化。多数旅客仍在睡着，变化来自伊琳娜前排座位。她前排座上的那个瘦高男人正脸朝后地把胳膊肘架在椅背上，跪在自己座位上和后一排的伊琳娜聊天。我暂且就叫他做瘦子吧，他的一张瘦脸上，不合比例地长了满口白且大的马牙。他这脸朝后的跪相儿使他看上去有点卑微，有点上赶着。不过他那一身过于短小的、仿佛穿错了尺码的牛仔夹克牛仔裤，本身就含有几许卑微。他的表情是兴奋的，手中若再有一枝玫瑰，就基本可以充当街心公园里一尊求婚者的雕像。伊琳娜虽然没有直视他的眼，却对他并不反感。他们好像在议论对莫斯科的印象吧，或者不是。总之他们说得挺起劲。没有空姐过来制止瘦子的跪相儿，只有伊琳娜身边的萨沙仰脸警觉地盯着瘦子——尽管他困得上下眼皮直打架。后来，久跪不起的瘦子终于注意到了萨沙的情绪，他揿铃叫来空姐买了一罐可乐和一根俄罗斯红肠给萨沙。果然，萨沙的神情有所缓和，他在母亲的默许下，有点扭捏地接受了瘦子的馈赠。他一手攥着红肠，一手举着可乐，对这不期而至的美食，一时不知先吃哪样为好。瘦子趁热打铁——我认为，他把两条长胳膊伸向萨沙，他干脆要求和萨沙调换座位。他有点巴结地说他那个座位是多么多么好一靠走道啊，正是萨沙开始想要的啊。萨沙犹豫着，而伊琳娜突然红了脸，就像这是她和瘦子的一个合谋。她却没有拒绝瘦子的提议，她默不做声，双手交叠在一起反复摩挲着。瘦子则像得到鼓励一样，站起来走到后排，把手伸到萨沙胳肢窝底下轻轻一卡，就将孩子从座位上“掏”了出来，再一把放进前排他的老座位。也许那真该被称作是老座位了，只因为座位的改变预示着瘦子和伊琳娜关系的新起点。难道他们之间已经有了什么关系吗?

　　我看见瘦子如愿以偿地坐在了伊琳娜身边，他跷起一条长腿搭在另一条腿上，身子向伊琳娜这边半斜着，脚上是后跟已经歪斜的尖头皮便鞋，鞋里是中国产而大多数中国人已不再穿的灰色丝袜，袜筒上有绿豆大的烟洞。我看出瘦子可不是富人，飞机上的东西又贵得吓人。但是请看，瘦子又要花钱了：他再次揿铃叫空姐，他竟然给伊琳娜和自己买了一小瓶红酒。空姐连同酒杯也送了来，并为他们开启了瓶塞。他们同时举起酒杯，要碰没碰的样子，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像是某种事情到来之前的一个铺垫。我看见伊琳娜有些紧张地拿嘴够着杯口啜了一小口，好比那酒原本是一碗滚烫的粥。瘦子也喝了一口，紧接着他猛地用自己的杯子往伊琳娜的杯子上一碰。就像一个人挑衅似的拿自己的肩膀去撞另一个人的肩膀。伊琳娜杯中的酒荡漾了一下，她有点埋怨地冲他笑了。我很不喜欢她这种埋怨的笑，可以看作那是调情的开始，或者说是开始接受对方的调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