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在听涛。”

“哪儿？”

“听涛宾馆。”

“哦。”她停顿了片刻，大约是在起牌，之后才恍悟过来：“哦——是毛主席那里啊？”然后我听见她对人解释：“我妹。”

“嗯。”我说，“你过来吧。”

“中。”她说：“等我再打两把。我赢了，不好就走。”

2

洗漱完毕，我打开行李箱看了一遍，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。来时匆忙，会期又短，我的行李准备做到了最简。我又遛了一趟卫生间，把里面的洗漱用品装了起来，准备给姐姐。这些易耗品只要你把它装起来，服务员每天都会添加。我多年住宾馆的经验就是把它们装起来，拿回家。尽管我不用，但如果有客人来的话，尽可以让他们用。尤其是一次性牙刷。那次姐姐送女儿上大学去我家住，我给她用的就是这些，她连夸这些牙刷好，我就把自己的库存全给她了。

包好洗漱用品，我看了一眼卫生纸，是维达的，不错。便又给客房中心打了个电话，要了两卷卫生纸，说我有急用——也是给姐姐的。这次我没给姐姐带东西，好歹让她带走一些什么，心里就踏实了。当然，我可以给她钱，但是，给她钱，没名没分的，干嘛要给呢？

我的日子过得比姐姐好。姐姐一直是这么觉得的，我也是一直这么觉得的。大家都是这么觉得的。过得好的人就有义务给过得不好的人补贴，尤其是兄弟姊妹之间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是看出了这一点。而我们四个兄弟姊妹，两个哥哥都有嫂子盯着，是不可能给姐姐补贴的，我呢，因为一直把持着家政，经济权相当自由，给姐姐补贴就成了理所应当。最初的时候我也一直给，后来我就给得很节制了。因为是个无底洞。她有多少事啊：要买化肥，要盖房子，姐夫赌博欠了高利贷被黑社会催债，大女儿上大学，二女儿上高中——当年她为了生个儿子，连生了六胎，做了三个留了三个，现在宝贝儿子小乾也快小学毕业了——必须承认，每想到自己挣的钱里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就得给姐姐，我就觉得委屈。而且，我再帮她又能如何呢？我永远也不能使她抵达我的生活水准。她永远也不可能跟我一样想吃鲍鱼就吃鲍鱼，想吃燕窝就吃燕窝，想去北京就去北京，想去上海就去上海，想出国就出国，迄今为止，她去过的地方最远就是省城，吃过的最好席面就是村里红白事上的流水席……对于她，除了尽一点最起码的帮助外，我基本是放弃了——以各种理由和各种借口。

我拿起会议日程，找到参会人员名单，看了一眼肖的名字。当然，我知道他要来，但还是不自觉地想看一眼。主要日程是明天上午的选举，下午是业务讨论，唉，都是一帮打杀多年的老油条，有什么业务可讨论的，因此实质性的内容就是选举。我们这个美协五年选举一次，本来应该前年就选的，到后年本届的主席正好退休，换新的。但硬是被老人家拖了两年放到了现在，这样他就在退休之后还可以再干三年。这账算得清楚着呢。也因此我们背后都叫他老拖——我们这个美协不是美术家协会，不是美食家协会，也不是美容家协会，更不是美女美景美言家协会，而是美酒家协会。十年前我和几个朋友适时买了一个刊物的刊号，命名为《美酒》，便做了起来。踢开了前三脚，现在市场已经相当可观，光省内的白酒厂子就够我们吃饱喝足了。那广告赞助，刷刷的。作为执行主编，我也因此才有缘成了美协的副主席。

电话铃响，一个甜美的声音传来：“您好，我是总台。有位女士找您，请问有预约吗？”

“是。让她进来吧。”我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