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去了，从打印出来的节目单上看出来，这是一场和部分听众联欢的节目的预演，邓林是节目主持人之一。到场的人并不多，可有第三个人在场，孙良都会觉得人有点太多了。邓林穿着白纱裙，他周围的人都说，那身打扮不错。可孙良觉得一点都不好。他不想看到她这种公众形象。到场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电台的职工和家属，他是从身边人的谈话中听出来的。“正式演出的时候，也不能让那些傻帽儿听众来得太多，否则的话，很可能会闹出点什么乱子来的。”他听见一个人说。现在我就想闹出点乱子，孙良想。

孙良出去了，在演播厅外面吸着烟。抽了两支烟之后，邓林也出来了。她并不叫他，径直朝楼道走去。他连忙跟了过去。她果然在三楼的楼梯上等着他。那里有两个工人在扯着电线。邓林和他们打了个招呼。她平时大概从来没有搭理过他们，所以他们一下子有点反应不过来。她又和他打了个招呼，说：“你也是出来取东西的吗？”他感到这实在是好笑，但他还是说，是的，我要取一份贵重东西。

“你怎么能把它称作东西？”她突然说，同时还在往上走着。

他没有答话。他的脑子还来不及产生另外的念头，只有刚才那个念头在他的脑子里嗡嗡响着——我想闹出点乱子来。

这个楼只有五层，否则，他们可能会一直这样走下去。走到头的时候，她说： “你现在就走，一分钟也不要耽搁。”她吻了他。因为彼此的慌乱，有一次，她竟然吻到了他的耳朵上，在那里留下月牙似的一圈口红。 “他也坐在下面。”她说。他知道她说的是她丈夫。她拒绝他吻她，因为她脸上的浓妆，一吻就是个牛痘似的疤痕。他是多么想吻一下那个牛痘疤啊，那是让他悸动的私人生活，可它现在却牢牢地隐藏在给众人看的白纱裙下面。她用手擦了擦他的耳朵，让他从另一个楼梯口绕下去。

一个抱着手风琴的男人走在他的前面，边走边拉着。他跟着他走到一楼演播厅的门口。那扇门把手风琴的声音挡住了。但他还是听到了一些声音。先是邓林那标准的主持人的声音，然后是一阵打击乐。他在门外站了一会几，但他没能从那喧嚣的鼓点中听出来什么节奏。

以后每隔两三个星期，他们就会见一次面。如果是她来郑州，她就会住一个晚上（也只能住一个晚上，因为她的节目一星期要播三次）。她不住他家，她每次都先在附近的一个旅馆里安顿好，再打电话让他去。只有一次是个例外，那是在临近春节的时候，那个小旅馆里住满了人，她只好在他这里住了下来。可那天，他们几乎没有怎么睡，他们先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，然后回到他家里，默默地吃着从街上带回来的快餐。孙良吃得很认真，把菜叶上凝结的浮油抖掉之后，再填到肚子里。她说她正在减肥，不能多吃，但她喜欢看着他吃。她问他最近写了什么文章，她想带回去看看。他说好长时间没写了，不是没东西可写，而是觉得自己写下的每一句话，别人都写过了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抬头看了看那顶到天花板的书架。“如果你想看什么书，你就从上面拿好了。”她的手在膝盖上拍了两下，坐在那里没动。她好像被地板上的什么东西吸引住了，那是一封信，是他写给妻子的信。他对她说，那信虽然很短，但抄它还是费了一些时间，因为他想把字写得尽量工整一些，漂亮一些。他说，他的妻子也喜欢看他的字，那是她和祖国惟一的联系。